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败盛鹏智投，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作出紧急决策，决定带领红军主力进行战略性撤退，离开了江西瑞金、古城等重要根据地，踏上了艰难的长征之路。然而，红军并没有在前方战火纷飞的战场上独自抵抗。在主力长征后的数月里，中共中央中央分局书记项英与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依然带领南方八省的游击队，继续在中央苏区开展坚韧不拔的游击斗争。
在此期间，中央苏区的根据地逐渐缩小，红军游击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到1935年2月，中央局机关决定分兵九路，进行一场全线突围。尽管过程中遭遇了重大损失，但多数部队成功突破了敌军封锁，成功转移至闽西、闽赣、赣粤边及湘南地区。项英和陈毅也最终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抵达赣粤边游击区的核心——油山。
在这片相对较为安全的山区，虽然红军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物资匮乏，但红军游击队凭借着民众的支持，顽强地存活下来。与此同时，红军的机动性和隐蔽性给当时的敌军带来了巨大压力，尤其是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辉，不得不对红军游击队的活动感到异常头痛。
展开剩余83%江西省赣州市大庾县位于赣粤湘三省交汇处，是红军游击队的核心活动区域。熊式辉听闻大庾县频繁有红军活动的消息后，急得火冒三丈，于是他决定撤换掉当地的县长，寻求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担当这一重要职位。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熊式辉最终选择了自己的一位老朋友——彭育英。
彭育英，江西人，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学专业。他并非军事出身，回国后曾在多个政府职务中工作，曾任《南浔铁路月刊》编辑、江西省建设厅行政科科长等职务。1926年北伐时期，彭育英凭借过人的才干被委任为江西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及虔南县县长，最终加入了国民党。尽管彭育英性格内敛，沉稳踏实，但他并未因为过于低调而错失了时局带来的机遇，获得了不少信任。
熊式辉与彭育英因同乡之谊成为朋友，然而将彭育英调任大庾县县长的决定，却让彭育英感到无比为难。大庾县红军游击队的活动极为活跃，山势险峻，老百姓又对游击队有着极强的支持。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彭育英虽然尽力而为，但始终未能取得明显成效。在上任一年多后，他在给熊式辉的报告中写道：“由于山岭复杂，剿匪难度极大，屡次会剿，但仍未见实质性进展。”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37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36年12月，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著名的兵谏事件，扣押蒋介石，并在中国共产党调解下，蒋介石答应停战联共，共同抗日。尽管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与中共中央早已失去联系，但陈毅敏锐地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
1937年7月，陈毅在梅岭偶然读到一本杂志，里面引用了毛泽东在1937年5月3日的报告摘要，内容提到中国共产党愿意在停止武装暴动的前提下，与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共抗日的协议。陈毅迅速意识到，时局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决定主动表态。8月8日，陈毅发表了公开的抗日宣言，呼吁国民党地方政府停止敌对行动，合作抗日。
面对局势变化，彭育英也做出了应变。8月27日，他发出了电文，表示愿意在新形势下寻求合作，希望红军游击队能够下山，团结抗日。这一电文立即引起了陈毅的响应，他通过信件表达了希望见面的愿望，并期待与彭育英商讨如何共同应对抗日。
然而，双方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在协议达成后，一些别有用心的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散布谣言，声称红军游击队下山是要“归顺投诚”。陈毅听到这些消息后，立即写信给彭育英，严正表态：“若非真诚抗日，如何能表露合作的意图？”陈毅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坚定的立场，强调红军将永远不为帝国主义所屈服，并且承认彭育英在解决误会中的政治智慧。
彭育英深知此事关系重大，立刻开始行动，亲自走访游击队澄清误会，并邀请陈毅赴赣州谈判。两人的见面定于1937年9月6日，在梅岭的钟鼓岩寺。陈毅一见彭育英，便大方地打招呼：“我就是那个游击队的老陈——陈毅。”彭育英见到陈毅的第一印象便是，他不仅性格豪爽，而且说话幽默，令他顿时对这位共产党领导人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在随后的谈判中，双方氛围友好，谈判顺利，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方面就合作抗日达成一致。陈毅随即宣布暂停对红军游击队的军事围剿，并与彭育英共同商定具体的抗日策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彭育英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提供了巨大支持，帮助解决了许多后勤和行政上的难题。
然而，尽管有不少阻力，彭育英和陈毅依然坚持不懈地推进了抗日合作，最终形成了以红军游击队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军新四军。随着合作的逐步推进，国民党当局对红军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但在这一过程中，彭育英与陈毅的深厚友谊，也成了两人共同奋斗的强大动力。
在此后的日子里，彭育英继续为抗日事业贡献力量，并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39年，彭育英因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压力，最终辞去了大庾县县长职务，并在随后的岁月中多次转任金融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逐步展开，彭育英在旧友陈毅的支持下，得以重新返回赣南，并为人民银行的建设贡献了力量。尽管经历了多年动荡与战乱，彭育英始终未曾忘记与陈毅建立的深厚友谊。而陈毅在上海解放后，仍然关心着这位曾与自己并肩作战的老朋友，为他提供了帮助与支持，最终让彭育英得以在新中国的银行系统中重新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两位老友在相隔多年的重逢中，依然感慨万千。彭育英坦言，最难忘的两个人，一个是熊式辉，把他推上了与人民为敌的死路盛鹏智投，而另一个正是陈毅，是他教导并带领他走上了光明之路。在这段历史的回忆中，尽管有过离别与困境，但他们的友谊却一直如铁一样坚不可摧，成为了那个时代最美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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