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广东蒋军部署的防线彻底崩溃,曲江(今韶关)、翁源、英德和花县相继解放,广州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蒋军的指挥官薛岳和余汉谋等,发现防线崩溃后嘉创配资,匆忙向广九铁路、珠江、西江方向逃窜。
10月14日下午6时,正当我军的先头部队从广州的北面和东面推进至市区时,突如其来的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让整个城市震动。随之而来的是滚滚浓烟,直冲云霄,覆盖了整个天际。第四野战军15兵团的128师和132师迅速进入市区,初步确认爆炸源自敌人撤退前对珠江两岸的海珠大桥进行的疯狂破坏。
早在进军的途中,我军先头部队就不断听到来自市区的爆炸声,指战员们知道敌人正在实施破坏活动,因此他们加快了行进的步伐。然而,最后的爆炸声响实在太过震撼,巨大的音波让远在20多里外的部队都能感到大地的震动,浓烟腾空而起,瞬间就把市区的一部分吞噬。那个瞬间,整个城市仿佛进入了末日般的恐慌。
这一事件也被称为震惊中外的“海珠桥惨案”,但炸毁桥梁似乎只是破坏城市交通的一种手段,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惨案呢?原来,事件的真相远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
展开剩余80%自蒋军在全国战场接连失败以来,蒋政府直接指使保密局在各个“沦陷”城市制造了一系列的爆炸与破坏行动。随着南京政府覆灭,广州成为蒋军最后的“堡垒”和“屠场”。广州的伪市长叶肇,在其担任伪市警备司令时,豢养了大量武装特务,实行极端的暴力统治。整个城市充斥着压迫、杀戮和犯罪,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市区光塔街的一座大宅里,大量的“犯人”被关押,杀人魔头邓文仪下令:“所有嫌疑犯应迅速逮捕、迅速处决”,仅中山大学的学生就曾一度被捕156人。而在广州解放前夕,伪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及其党羽们制造了不少令人发指的暴行——包括以“私卖军火”为名屠杀了十余人的流花桥事件,以及毁坏百余艘船只的黄沙码头爆炸事件,此外,还有令人生不忍的“井尸案”等等。而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便是他们策划的海珠桥爆炸案。
海珠桥建于1929年,并于1933年2月通车,是当时广州珠江上唯一的跨江大桥,具有划时代的技术和雄伟的工程。桥梁采用了开合式设计,使得超大型船只可以无障碍通过嘉创配资,堪称世界先进水平,是广州的骄傲。
然而,广州解放前几天,蒋军内部流出了破坏海珠桥、天河机场、水电厂、电话局等重要设施的消息。市民们得知后,纷纷派出代表向伪市长李扬敬和伪市警察局长吉章简提出强烈反对,但无论他们如何呼吁,都未能阻止这一悲剧的发生。
10月14日下午,正当海珠大桥上车流人流如织时,一队守军突然宣布“紧急戒严”,并命令所有行人和车辆撤离。随后,守军封锁了桥区的各个街巷,但没多久戒严命令又被解除,交通恢复如常。由于蒋军此前多次以类似方式制造骚乱,市民们并未引起足够的警觉。然而,这一切的背后,却隐藏着极为可怕的阴谋——蒋军已经在四座桥墩上布置了400多箱黄色TNT炸药。
当日下午6时,海珠大桥上依旧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忽然,一声撕裂空气的巨响响彻天际,随后,一股巨大的爆炸烟雾直冲云霄,伴随着钢铁碎片和砖瓦飞散的声音,桥中间段迅速断裂,沉入江底。江面上形成深涡,波涛汹涌,数十艘船只被炸成碎片,四散而飞。桥南北两段也被炸得瘫痪,插入水中。
爆炸的余波波及到桥两岸三四里范围内的房屋,许多建筑物倒塌,水泥碎片飞散,致使近500人死伤,现场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珠江两岸的居民区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南岸的损失更加惨重。南华中路一带的房屋完全塌陷,近百名市民死于瓦砾之下。
目击者回忆道,炸桥时,桥上的车流和行人正密集通行。一声巨响后,一切都化为乌有,桥上的所有物体瞬间被炸成碎片。桥下的船只也瞬间变成了木板碎片,在空中旋转或漂浮。周围的行人被炸成碎块,惨不忍睹。
对于这一切的破坏,蒋军当局并非全然无知。蒋氏直接指派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负责策划并执行这一系列的毁灭行动,而毛人凤的保密局则提供了全力支持。胡凌影,这位曾负责过南京和上海爆破行动的“爆破专家”,被派遣到广州,带领队伍实施炸桥行动。
胡凌影的爆破计划非常详细,他不仅规划了海珠桥的爆破,还将市区内几乎所有重要的公共设施列为目标。而他所需要的炸药总量高达200吨。然而,胡凌影趁机倒卖了一部分炸药,使得真正用于广州的炸药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数量。如果这些炸药全都用于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炸桥行动发生前,李及兰曾在几小时前悄然逃离广州,飞往三灶岛,再转船前往澳门。而胡凌影则在成功实施爆炸后,换上便装混入人群,最终成功逃回台湾。
尽管蒋军曾预言海珠桥三年内无法修复,但在广东省主席叶剑英的亲自主持下,仅仅一年后,海珠桥便被修复并重新通车。尽管修复后的海珠桥无法再像以前一样开合,但它的恢复仍然象征着广州的重生。
这起历史悲剧的背后,充斥着权力的操控、贪婪的算计,以及无数无辜生命的损失。这是广州人民在解放前夕所承受的苦难,也成了广州解放过程中难以磨灭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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